北魏孝文帝为什么迁都洛阳 把都城迁到洛阳的根本原因(2)

五胡乱华，实际是草原部落制对中原豪族制的沉重打击。在这场较量中，中原的豪族制一败涂地。所以，北魏也要面临豪族问题。

豪族垄断了地方的经济生产和社会治理，国家根本无法集中资源提供公共服务。这种局面下，什么均田令、班俸禄，甚至官僚制，全都没有用武之地。

于是，公元486年，三长制取代了宗主督护制。北魏建立了五家一邻、五邻一里、五里一党的基层架构。邻、里、党各设一长，故称三长制。三长制的意义，一是瓦解和取代了宗主督护制；二是将官僚制可以贯彻到最底层。

回过头来，我们重新梳理一下班俸禄、均田令以及三长制，就会认识到历史有时候就是押着同样的韵脚。

班俸禄完善了官僚制，而其本质则是中央集权加郡县制。

这是始皇帝创立的制度，彻底的秦政秦制。秦政秦制一立，部落制想不瓦解都不行。在农耕的中原，这套算法的优势无可比拟。

均田令，实际是一种变相的土地私有。与始皇帝的“使黔首自实田”，其实是一回事。

始皇帝时代，你家有多少田就向政府汇报有多少田，然后国家承认你的所有权，并以此为基础向你征税。而均田令，则是国家租给你多少田，然后承认你的使用权，并以此为基础向你征税。

三长制，更是如此。与秦汉的乡亭里制放在一起，你根本看不出什么区别。北魏的邻、里、党，与秦汉的乡、亭、里，仅是名称不同、颗粒度不同。

认识起于分类、管理起于认识；分类了才能认识、认识了才能管理。三长制实际是对基层社会的重新分类和重新认识。完成了分类与认识之后，官僚制才能对接基层社会。到这个时候，政府才能收税，而集权也才能落地。

所以，北魏汉化，完全可以看做是对秦政制的复古。这套集权制度，被汉末以来的豪族形态瓦解后，又被北魏给恢复了。

在冯太后期间，北魏的汉化改革一直在走收益递增的曲线。

班俸禄、均田令、三长制以及更早的离散部落等，这些汉化改革一直给北魏带来统治收益。最直接的体现就是国家有钱、国政稳定、国力上升，不仅能养官理政，还能扩军备战。

但改革也是有成本的。

最直接的成本，就是调整内部结构所耗费的大量资源。压制鲜卑军事贵族，需要花钱；赎买部族武装，也需要要花钱；完善官僚制和基层治理，还需要花钱。

如果汉化改革的收益一直能高于汉化改革的成本，即收益大于成本，那就是收益递增。换个烧脑一点儿的说法就是：如果每落地一项汉化改革的新增收益都大于新增成本，即新增收益大于新增成本，那就是边际收益递增。

而冯太后时期的汉化改革，就是这种趋势。

但是，边际收益在经历增长之后，一定会调头向下。因为新增收益不会永远高于新增成本。这就是边际收益递减定律。

当二者相等的时候，就达到了边际均衡点。北魏的汉化改革将在这个时候取得最大收益。而在这之后，继续投入成本进行汉化改革，就是收益小于成本，汉化改革将会得不偿失。

而这个边际均衡点，就是孝文帝迁都洛阳。

对于这个过程，我们无法量化到某个数值。因为所谓的成本和收益都不可能量化到具体数字和某个单位。那么，我们怎么判断这个边际均衡点？

好处找不到、坏处看得见，就是判断的依据。

迁都洛阳能够带来三个收益：一是便于统治北方中原；二是便于统一南方；三是便于巩固皇权。

但问题是统一南方只是迁都洛阳的幌子。目的是迁都洛阳，手段是以统一南方为幌子。不说统一南方，鲜卑贵族们死活不答应离开平城、迁都洛阳。所以，孝文帝没想统一南方，而只想迁都。而鲜卑军事贵族们更没想统一南方。甚至，这时候，不是他们没想，而是实力不允许。

当初，崔浩之所以反对北魏从平城迁都河北，主要基于三点理由：一是距离产生美，东州之人不了解北魏实力，所以才会臣服北魏的统治，如果了解了，那就不是臣服而是造反；二是拓跋鲜卑太野蛮，举部迁到东州之地，就是去扰民添乱。

所以不如呆在山西，虽然挨饿但还能吃到河北的租子；三是草原柔然虎视眈眈，一旦离开故地，云州和平城肯定控制不住。

这三点理由，前两点都被消灭了。但第三点一直是问题。那就是迁都洛阳之后怎么继续控制山西故地。最后，出问题的，恰恰是这个地方。

历经冯太后改革，北魏的官僚制已经初步形成。而且，孝文帝正是正当年富力强。所以，孝文帝的统治威信，一点儿问题都没有。

唯一让他不爽的，就是鲜卑贵族跟他的关系，太过平等。这伙人都是北魏的创始股东，所以难免各种不服。皇帝英明，那大家就真听话；皇帝任性，那大家不惯着。

既然是这样，那迁都洛阳到底还有什么好处？

就北魏而言，迁都洛阳的汉化改革，已经得不偿失，即好处找不到。而坏处却看得见，一是山西必然难以控制；二是孝文帝与鲜卑贵族的关系必然出现裂痕。

所以，这时候的新增收益已经不足以抵消新增成本。边际收益只能调头下降，开始出现边际收益递减。

虽然边际收益下降了，但北魏的国力还在上升。这就好比踩刹车减速了，但汽车仍会往前走，而不会向后走。只有边际收益持续下降，导致总收益也下降的时候，北魏才真正遭遇问题。

而孝文帝接下来的改革操作，则是一个不断拉低边际收益、不断抬高边际成本的过程。这些操作，从汉化的情怀来看，非常好；但从改革的效益来看，却非常不好。

以前的汉化改革，是触及筋骨。而迁都洛阳之后的汉化改革，则是触及灵魂。

首先是改衣服，原来胡服不让穿了，一律改穿汉服；其次是改语言，原来的鲜卑话不让说了，必须说汉语；第三是改姓氏，把鲜卑姓氏统统改为汉人姓氏，所以孝文帝拓跋宏，也称元宏，因为拓跋改姓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