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重农抑商 我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利弊

今日小编为你讲解我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利弊和中国古代为什么重农抑商的内容，接下来一起来看看吧。

最好采用重农抑商的标准说法。

统治者重视农业、抑制商业。但这种所谓的重视，完全上升不到“扶”的地步。因为古代国家没有“给予农民福利、助推农业发展”的动机和职能，关键也没有这个能力。

个别地区、个别时段以及个别官吏，或许会有，但不具普遍性。

同理，抑制商业，也就那么回事。既然没有能力扶助农业，那也没有能力抑制商业。顶多搞点儿流于表面的“整风”运动，商人不许衣绸、不能乘马、不得为官。

但时间长了，也就该啥样就啥样。商人有钱了，照样歌照唱、舞照跳。

所以，所谓重农抑商，可以是一种认知框架、一种意识形态，但算不上对事实的描述。

俗话说，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

但，所谓的古代工业，是嵌入到了农业和商业之中的。虽然工商业往往并提，但工业更多地融于农业。每年九月以后的农闲时节，农民会从事一些诸如食品加工、纺纱织布、农具修理、制革制陶以及货物运输等工商业活动。生产力的水平就那么高，所以工业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产业部门。

或许，在有些地区会形成一定的产业规模、产生一定量级的精细分工，甚至还有一批世袭匠人，但仍旧不具普遍性。所以，古代的所谓工业，只能是从属地位。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无农不稳而无商不富。

既然商业能够造富，为什么历代统治者还要重农抑商呢？

甚至，重农抑商不止是统治者的必选项，而且是社会和民众的潜意识。难道中国古人一定要跟钱有仇、不懂钱的好吗？

1.一定不要认为农业是落后的、商业才是先进的

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认为农业是史上最大的骗局。因为进入农业社会之后，人类的劳动时间更长、营养也不均衡、传染病还增多了。农业社会，远远不如曾经的狩猎采集社会更绿色、环保和健康。

但是，赫拉利忽视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农业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在广袤的华北平原上，狩猎采集才能养活多少人，而垦田种地又能养活多少人？

能养活更多的人，就说明农业是一种进步，它更先进。甚至，这都不是偶然，而是必然。因为彼此分割的不同人类族群都发展到了农业社会。

但是，相比商业呢？商业可是能赚好多钱的。

农业VS商业，这么对比不显著。换个比较，如果是工业VS商业呢？

这时候，我们能说：因为工业赚钱能力不如商业的赚钱能力，所以工业不如商业先进吗？肯定不能采取这个因为所以吧。如果没有工业作为基础，那商业根本没钱赚。

同理，在古代，农业和商业也是这个道理。

古代的商业，是建立在农业这个基础之上的。不能因为谁更赚钱，就说谁更先进。不同质的东西，很难采取单一评价标准来比权量力。

可以说，在前现代社会，农业就是现代的工业，是诸多经济部门中，最先进的产业。无农不稳，先稳了、先让人活下来，然后才能追求赚钱的事业。

2.农业是国力基础，但重农未必一定要抑商‍

秦以耕战立国，最终统一天下。秦军所向披靡，但支撑秦军的，是秦国强大的农业基础。所以，农业强则国家强，国家强则统一天下。商鞅变法后的秦战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甚至将其摆在与军功同等重要的位置。

那汉朝呢？

汉初百废待兴，所以更需要重视农业。农业生产不能恢复，那老百姓就没法活，动乱也就不能停。无农不稳，农业才是统治者最为关心的经济部门。但是，重视农业，未必一定要抑制商业。

汉朝抑商，只是表面说说，实际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史记》记载：

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

如果汉朝抑商，那这些个周流天下的富商大贾是从哪冒出来的？

同时，你都不能说秦战国、秦朝抑商。战国到西汉，是中国商业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

《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了很多大商人，如盐商猗顿、铁商郭纵，甚至还有秦国的畜牧豪商乌氏倮、女商人巴寡妇清，等等。在司马迁写《史记》的西汉时代，这些大商人是能够彪炳史册的。在这之后，商人何时有过这种待遇？

所以，农业和商业并非一块跷跷板：重农就要抑商、兴商则会伤农。但是，中国历史为什么会走向重农抑商呢？

3.历史在偶然的事件后发展出了必然趋势‍

至汉武帝以前，虽然士大夫精英积极主张重农，如晁错的《论贵粟疏》，但统治者并没有要重农而抑商。因为这农商本就可以齐头并进，甚至还能互相促进。

汉初百废待兴，所以实施过一段时间的抑商之策。如“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

但是，汉初的统治思想是黄老无为而治，简单说国家能不管就不管、能少管就少管，老百姓开心就好。于是，“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

《史记》中记载的那些豪杰人物和游侠之士，很多都不是农村人，而是城里人。所以，这时候不仅商业高速发展，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城市和城市人口。

但是，汉武帝要打匈奴。打匈奴就要花钱。钱谁出？这是一个千古不变的话题。于是，汉武帝把目光瞄向了商人，出台了中国最为超前的“财产税”，即算缗令。

说实话，算缗令的税率并不过分，大约在6%到10%。一缗也就是1000钱的财产，上交一算也就是120钱。

但是，商人和富人们肯定不会拿当时的税率跟现在比，也不会理性衡量这个税率到底高不高，而一定会跟过去比。

这个税率比过去提高了五倍，这谁能受得了？于是，大家开始瞒报财产、集体偷税漏税。

汉武帝是什么人？一个吊打了整个地理视界的人，怎么可能收拾不服偷税的商人？接着就出台了告缗令，发动群众斗群众。谁能揭发偷税的商人，就“以其半畀之”。于是，中等以上的商贾之家大多被告发得倾家荡产。

汉武帝的算缗、告缗，是一种历史的偶然。但这种偶然却促成了一个必然趋势。

那就是拥有资本的富人和商人，不再投资工商业了，而转向投资农业。农业的生产资料是土地，所以土地只能越来越贵。到这个时候，中国也就只能在小农经济和豪族庄园经济中交替往复了。

而重农抑商也开始成为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在豪族被逐渐干废之后，小农经济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

于是，重农抑商不仅是统治者的工具手段，而且也成了千百年来的意识形态。

4.必然之外还有必然，还有比汉武帝更大的决定因素‍

汉武帝搞废了自战国到西汉的工商业经济。然后，大汉重农抑商，以后历代也有样学样、也重农抑商，是这样吗？

如果是这样，你怎么解释宋朝，更不用说元朝。甚至，往前推算，我们都无法解释唐朝。

“唐贞观四年，米斗四五钱，人行数千里，不赍粮”，关键是“不赍粮”这三个字。如果不是广泛的货币流通和商业经济，怎么可能“行数千里”而“不赍粮”？

所以，抑制商业也就是说说。即便老农民朱元璋的大明朝，也是先期雷霆万钧，后期无足轻重。大明朝的工商经济甚至不必宋朝差，特别是江南地区。

但是，不管怎么说，小农经济以及重农抑商却一直萦绕于统治者和百姓的认知框架中。而中国也确实是一种小农经济的模式。

原因就是还有比汉武帝更大的决定因素，那就是中国的资源禀赋。

相比于人口，欧洲的土地资源更为富足。所以，欧洲农民可以拿出土地进行休耕，休耕的土地可以用来喂养牲畜。但是，中国农民却不能如此奢侈。

因为人口众多，所以中国农民不得不在有限的土地上开展农业生产。广袤的大平原创造了统一的大帝国，统一的大帝国促进了人口的大增长，而增长的人口只能在相对不足的土地上耕耘稼穑。

这是土地资源禀赋。

同时，还有农作物的资源禀赋。美洲种植玉米，而玉米易于成活、产量也高，所以玛雅人有足够的精力和时间去修建巨大的金字塔。

但是，中国北方以稷、黍为主，中国南方以水稻为主。这两种农作物完全没法跟玉米比。中国农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生产出足以养活自己的粮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