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重农抑商 我国古代实行重农抑商政策的利弊(2)

这是作物资源禀赋。

土地资源有限、作物资源有限，庞大而不断增长的人口怎么才能养活自己？只能向技术要生产力。所以，古代中国的农业虽然起步晚，但技术水准却相当高。

在春秋时代，中国农民已经采用了垄耕种植法，即：庄稼成排种植在较高的田垄上，垄与垄之间以沟为间隔。而这个方法，欧洲农民直到公元17世纪才开始使用。

汉代的《汜胜之书》记载，当时的单位亩产已经非常高，两个农民种十亩地就可以供这两个人吃26年。这肯定是夸张了，却足以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准相当高。尤其是熟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中国农业的技术水准更是完胜其他地区。

于是，中国农业生长为一种精耕细作的劳动密集型模式。一是需要精耕细作，因为可以耕作的土地不多；二是需要大量人力投入，因为农作物的产量不高。

所以，中国农业在很早的时候就进入到了一种较为先进的均衡态。这就相当于世界各地都在比赛谁能爬上更高的山，而中国农民早早就爬上了一座较高的山，这是先进；然后自己不爬了，悠闲地看着别人慢慢爬，而这就是均衡，也就是不发展了。

甚至，直到现代中国，很多偏远农村的农业工具，仍跟古代中国大体不差。

土地资源禀赋、作物资源禀赋，都是很偶然、很随机的条件。而这些偶然却催生了中国独特的农业生产模式。

精耕细作加劳动密集，其导致的结果就是中国最适合小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生产模式。你只有给自己家干，才能精耕细作；你只有不断投入劳动力，才能生产足够多的粮食。

而这就是小农经济。

一旦这个路径依赖形成，那中国只能把农业摆在比商业更高的位置上。重农抑商也就在所难免。士农工商这个排序，就说明农业的重要；而耕读之家，更为说明农业才是国之根本。

这是中国独特资源禀赋所决定的。

5.重农是重农了，为什么还要抑商？‍

这就需要把之前的几个因素综合起来。

首先还是资源禀赋的问题。

打开一张中国地形图、再打开一张欧洲地形图，你会发现欧洲支离破碎而中国的华北和华东大平原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这就为历代中国王朝提供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国家可以低成本的收税。于是，国家的能力更强，足可镇压周围一起政治势力。所以，中国偶有分裂却总会统一。

其次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有偶然事件。

欧洲的封建制直到近代才结束。而中国在夏商周三代之后，就建立了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即秦朝。中央集权、官僚制加郡县制，这就是政治上的早熟。

别人还是贵族时代，而中国已经是国家时代。国家的追求目标是什么？清晰化、均质化、单一化，只有这样的社会，国家才能理解也才能治理。于是，编户齐民的小家庭才是古代国家的追求目标。

朱元璋的认知框架就是大明帝国最好全是一家一户的农民，然后自己作为唯一的地主去收租子。那商人呢？

第三是历史在跌宕起伏中不断演化。

汉高祖消灭了异姓诸侯、汉景帝打废了同姓诸侯，诸侯都给干废了。接着还要干谁？就是商人，还有富人。这些人挡在国家和农民之间，一直做中间商吃差价。他们收钱多了，国家还怎么收钱？于是，汉武帝一出手，就干废了这些人。

但是，基层社会一定要有组织者。所以，投资农业的富人和商人，摇身一变成了豪族。从西汉末年到南北朝，中国一直是豪族不死而国家不兴的局面。

因为资源都被豪族抽走了，所以国家没有能力抵抗胡人，也没有能力强化统治。国家与豪族的斗争持续了千年之久，安史之乱加黄巢起义这两个大事件，才算把豪族彻底干废。

这个演化逻辑走下来，重农抑商也就成了古代中国的特有认知框架。这个认知框架得出的结论就是：农业重要，商业无足轻重；国力竞争就是农业竞争，商业多了自然伤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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