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孝文帝为什么迁都洛阳 把都城迁到洛阳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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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汉化的巅峰，始于孝文帝迁都洛阳。

但，盛极则衰。

恰恰是迁都洛阳之后，北魏开始走向崩溃边缘。

孝文帝之前，北魏一直在进行汉化，并不是到了孝文帝才开始汉化。

所谓汉化，实际是胡人部落形态演化到汉人王朝形态，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

部落到王朝，是政治改革；游牧到农耕，是经济改革；野蛮到文明，是文化改革。而核心是政治改革。

汉化或汉化改革，是胡人内迁以来的大趋势。这个大趋势从五胡乱华之时就开始了，甚至可能还要更早。

五胡乱华，胡人雄主辈出。但每一个胡人雄主身边的身边，几乎都站着一个汉人士大夫。

前赵刘渊，尊师大儒崔游；后赵石勒，礼敬谋主张宾；前秦苻坚，以寒士王猛为心腹。甚至，就连最后一个崛起的大夏赫连勃勃，也有一个王买德为他出谋划策。

为什么胡人雄主的标配都是汉人谋士？

这其实就是胡人在汉化。

上马打天下，却总归要下马治天下。

下马治天下，实际是组织政权的工作。而组织政权的工作，就是政治层面的汉化，即如何采取中原王朝的形式管理国家、治理百姓。这件事最重要，但胡人干不了，所以只能依靠汉人精英。甚至，即便是马上打天下，也要了然山川形胜、懂得纵横捭阖。这时候，还要依靠汉人精英。

慕容鲜卑先后建立了五燕政权，即前燕、后燕国、南燕、西燕和北燕。那慕容鲜卑依靠了哪个汉人谋主？慕容鲜卑缺乏定国级的汉人谋主。

但这不是因为慕容鲜卑不需要，而是因为慕容鲜卑的汉化程度最深。这一系鲜卑人自己就能搞定组织政权的工作。

拓跋鲜卑最为野蛮，汉化程度也最低。但，拓跋鲜卑的汉化最为生猛。

名士崔浩，先后辅佐了北魏三代国主。组织政权、组织战争，甚至编写国史的意识形态工作，全由崔浩打理。

汉武帝“杀母立子”，是为了防止外戚干政的一时之举。而拓跋鲜卑则创制了“子贵杀母”的皇位继承制度，即“后宫产子将为储贰，其母皆赐死”。汉武帝只是一时做法，而拓跋鲜卑则玩成了类世制度。

而最厉害的手段，是“离散部落”。拓跋珪将草原诸部落统统打碎，甚至包括自己嫡系的拓跋鲜卑，也照样打碎。打碎之后，再做重新编派为八部，由八部大人负责统领。

虽然成也部落制，但拓跋鲜卑竟能一手毁了部落制。这种做法，比刮骨疗毒可狠多了，相当于自我肢解后再自我重组。所以说，拓跋鲜卑虽然汉化较晚，却汉化得最为生猛。

但，这种汉化主要集中在政治层面，即部落制向王朝制演化。而所谓的王朝制，实际是百代皆行的秦政制，干脆点儿说就是中央集权。

部落制，是分权的；王朝制，是集权的。所以，胡人王朝的政治演化之路，就是从分权走向集权。

集权的标配，是官僚制。

于是，北魏汉化改革，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不是移风易俗，而是如何建立官僚制。建立官僚制这件事，不是从孝文帝开始的，而是从孝文帝的祖母冯太后开始的。

北魏也有官员。但官员主要是拥有军队和军功的部落长。部落兵和部落长，不用北魏朝廷发工资。他们自己出去抢劫就行。但是，北魏统一北方之后，就不能再抢劫了。因为你无论抢谁，都是在抢自己人。

于是，一众部落军事贵族们，开始贪污受贿了。贪污的收入，成了官员的主要劳动所得和生活来源。如果贪污的效率太低，那就继续抢劫。

一靠贪污、二靠抢劫，这是北魏官员的生活方式。所以，北魏官员，主要是地方官员，仍停留在部落政治的层面。自家部落才是人，而汉人和中原天下只能算牧场和牛羊。

为什么要禁止抢劫、为什么要禁止贪污？

这跟为什么要走向统一是一个道理，人类总是倾向于交易成本最低的交往方式。天天靠抢劫、贪污为生，这种方式看着爽，而实际上，交易成本特别高。所以，一直这么玩，拓跋鲜卑早晚会把自己玩死。

于是，奇女子冯太后出手了。

冯太后是北魏第五位皇帝、文成帝拓跋濬的妻子。但文成帝拓跋濬死得早。所以，年纪轻轻的冯太后就与新继位的小皇帝，遭遇了主少国疑的窘境。这时候，彪悍的鲜卑贵族将军们肯定不听话。

但是，没想到，冯太后比这伙鲜卑贵族们还彪悍，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些人全都干掉了。但等小皇帝长大了，小皇帝献文帝也不听话了。于是，冯太后再出手，又把小皇帝也干掉了。

这之后，皇位传到了冯太后的孙子拓跋宏，也就是孝文帝手中。但是，孝文帝还是个孩子，所以冯太后只能二度临朝。

自公元465年寡居称制到公元490年去世，冯太后成为北魏朝堂的事实主宰。所以，北魏汉化改革，长期由冯太后主导。所谓孝文帝改革，在公元490年以前，实际是冯太后改革；在公元490年以后，直到公元499年孝文帝去世，才算孝文帝改革。

在政治层面，汉化就是集权，而集权就是要健全官僚制。但北魏官僚竟长期以抢劫和贪污为生。所以，当务之急就是解决北魏官僚的生活方式，然后改变北魏官僚系统的政治生态。

于是，公元484年，冯太后仿效魏晋旧制，下达了“班俸禄”诏书，规定在户调之外，每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用以给付官员俸禄，即“始班俸禄，罢诸商人，以民事，户增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以为官司之禄”。

以前官僚们靠贪污和抢劫为生，但现在不用去抢了，因为国家给你们发工资了。如果以后再去贪污、再去抢劫，那就不是不发工资的问题，而是要你命，“禄行之后赃满一匹者死”。

给官员发工资这件事，非常重要。

第一层回路是国家为百姓提供公共服务、然后百姓向国家交纳税赋。这一层回路，连部落制的草原政权都能做到。但是，王朝制的中原政权，还需要完成第二层回路。即：国家通过官员向百姓收税，然后再用收上来的税养活官员和养活政府。

这是王朝制或集权制的关键一环。而这一环还有扩展效应。那就是为了给官员发工资，国家就必须关心和组织社会生产。

于是，公元485年，均田令随即推出。国家为民制产。百姓拿着国家提供的土地资本去创造物质财富。而国家的税赋，也就有了直接可见的合法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