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神权 在古代中国原本没有神话的概念

小编带来的是在古代中国原本没有神话的概念和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神权方面的讲解，接下来[www.changshishe.com]小编就来介绍。

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次是神权社会、君权社会、民权社会。

以此为基础，也就形成了所谓神权国家、君权国家和民权国家。

但，这三个阶段，并非泾渭分明、依次展开。

一般认为，神权完了，才有君权；君权完了，才有民权。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既有神权又有君权，甚至还可能三者兼而有之。

但，肯定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

这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权力类型，也就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方式。

在欧洲，这三个阶段比较清晰，而且几乎是泾渭分明地依次展开。

古罗马以后的中世纪，大体可以认为是神权社会；文艺复兴前后，大体可以认为是君权社会；启蒙运动前后，大体可以认为是民权社会。

但，这仅是欧洲历史的发展路径，而中国历史则是另外一条发展路径。

在中国，你几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神权社会阶段。甚至，我们都很难说早期的夏朝和商朝就是神权国家。

如果夏朝和商朝不是，那么在这更早之前呢？没有文字、没有文明的时候，只能是神权社会了吧？

也不一定。

关键是这个神权的权，是怎么来的。

只有出现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神权才会具备产生的物质载体。

而没有文字、没有文明的原始社会，只有简单的图腾崇拜或祖先崇拜，就不可能出现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

于是，神权也就缺乏产生的物质载体。

所以，你只能说当时是原始村落、原始部落的社会，而不是神权社会。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虽然也有各种神灵崇拜，但也不能说是神权社会。因为权力的来源，不是神；社会和国家的组织方式，也不是神权性质的。

在当时，只能说是城邦社会。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Ａ 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但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应该说：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因为亚里士多德还说过：脱离了城邦的人，非神即兽。

古希腊是城邦社会。

这种城邦社会，怎么也不能算作神权社会。

既然不能界定为神权社会，那还能说当时是君权社会或民权社会吗？

你总得找到一个吧。

神权、君权、民权，只是概念。概念不足以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不是真实世界出了问题，而是概念出了问题。

概念就像拐棍，用的好就用，用不好就换一根。

所以，神权、君权以及民权的概念，本身就有问题。这一组概念，不足以解释人类社会，而只是提供了一种认识框架。

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石，是“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源自希伯来的基督教文明。在这个路径上，才有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即神权社会；然后，才有古希腊文明重新抬头的文艺复兴，即君权社会；再后，才有古希腊文明强势发展的启蒙运动，即民权社会。

所以，神权、君权、民权，只是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

路径依赖后的发展，形成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而某一路径的形成，却充满偶然，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中国的路径依赖或中国历史的必然性，不是按照神权、君权以及民权这个认知框架发展的。

所以，自然没有必要形成所谓的神权社会阶段，也难以形成神权国家。

那么，中国的路径依赖以及中国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呢？

夏商周三代，可以认为是族群社会形态。

简单说，就是一个大家族带着一众旁支小家族，一起生产、一起生活、一起祭祀、一起打仗。

于是，演化出了宗法制。

夏商周三代末期，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一种空前激烈的竞争状态。

这时候，无论是家族还是族群，都不足以动员社会、组织国家，更无力面对空前激烈的外部竞争。

从春秋到战国，这种空前激烈的竞争状态持续了450余年。而且，越到后期，竞争越激烈。

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光被秦军斩杀俘虏的赵国军民就有45万之多，“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战争规模超过百万。而这可是在2000多年前。

这种量级的竞争，足以打破一切必然路径，逼着历史出现新的拐点。

因为各大战国必须疯狂升级自己在征兵、税收、后勤、行政管理和战争运作方面的能力。

最后，这种能力升级到了什么程度？

14世纪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搞了一次人口普查。这个人口普查仅是数清人头、记下名字。但就这件事，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没完成。因为光叫乔瓦尼的就800多个、叫皮耶罗的就1200多个，最后收集上来的全是无用数据。

而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秦战国实施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人口普查。但是，不仅要数清有多少人，而且还有分类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体弱的人、官员、吏员、游士、商人，甚至还要数清楚有多少牛、马等大牲畜。这个难度指数远超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人口普查了。然而，秦战国硬是把这事干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