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朝代的著名的武将和文臣 古代文人重要还是武将重要(5)

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士大夫，认为天下之财就是池塘里的水，国家喝得多、百姓一定喝得少，所以必然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

而王安石则认为天下之财是源源不断的活水，国家和百姓之间就是大河有水小河满的关系，理财到位，根本不存在与民争利的问题。

司马光的认识，停留在初等数学的层面，数字是静态的，1就是1、2就是2。而王安石的认识，则已经上升到了高等数学的层面，数字是动态的，从1到2是个连续变化的过程。

王安石的财政观点及背后逻辑，之前也有文章论述过，所以也不多说了。

王安石虽然变法失败了，但北宋以后的路线仍旧是新党路线。但新党没有完全继承王安石的变法精髓，把路给走歪了，最后演变成：只为皇帝不为国家、只为统治不顾人民。

至于名将第一，一定出现在宋夏、宋辽战场上。但宋辽在澶渊之盟后就不打了，所以只能出现在宋夏战场上。宋夏之战打了一百多年，直到公元1092年的洪德堡之战，北宋才扭转了一直窝囊的调性。而改变战局调性的，就是章楶。

章楶在主持陕西战事后，北宋终于知道怎么对付党项人了。

所以，从1092年洪德堡之战开始到1099年西夏正式谢罪，总共不到十年时间，宋夏战争便基本宣告结束。后来的第五次宋夏战争，就是北宋在炫耀武功、扩大战果。

南宋，文臣陆秀夫、武将岳飞

武将岳飞，几乎没有什么争议。岳飞的军事成就足以彪炳史册，而岳飞的悲情故事则深入到了民族记忆的骨髓。

宋元崖山之战，南宋战败后，宰相陆秀夫背负南宋小皇帝跳海自尽，随后十万南宋军民跳海殉国。历代王朝都会灭亡，但灭亡得如南宋这般悲壮的，绝无仅有。

南宋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战争问题。而战争问题背后，还是财政问题。

国家集中社会财富，然后将财富转化为军事实力，最后再与蒙古对决。然而，南宋始终没有一个文臣能够操作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太难了。

元朝，文臣脱脱、武将太多

在关于如何给前朝修史的问题上，大元朝堂一直争执不休。到底是以北南宋为正统，还是以金朝为正统，南宋遗民和金朝遗民能把人脑袋打成狗脑袋。就是因为这个正统问题无法解决，所以元朝始终无法完成给前朝修史的工作。

后来，丞相脱脱直接上了：你们谁也别哔哔了，只要能建立一个国家的，我们大元就给它修史。所以，元朝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一气修了宋史、辽史、金史三部史书。但没给西夏修史，所以西夏到底是怎么回事，直到晚清才给考证出来。

脱脱的这个生猛操作，实际上形成了一种广义上的“政教分离”。

按照儒家的设计，政治必须通过文化、文明和宗教才能获得意义。皇帝必须是天的儿子，即天子，然后才有资格统治亿万兆民。所以，或者是宗教的上帝，于是君权神授；或者是文化的加持，于是君权天授。

完成了这个初始论证，政治才能获得意义。而脱脱的操作，却把文化、宗教与政治分离了。统治就是统治，政治可以在宗教和文化之外独自获得意义。这也是一个创见，而且非常现代。

武将呢？从成吉思汗起算，蒙元黄金家族堪称基因逆天到爆表，连续三代人个个能打。

大蒙古帝国，最不缺的就是能打的武将。历史上，也就五胡十六国的鲜卑慕容氏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武将就没法算了。

但蒙古能打，也是有原因的。这里只提一点：但凡东亚的中原地区足够强势，北方草原就别想猖狂。但问题是从五代开始，东亚的中原地区一直就没有强势起来。这个大的历史格局，成为蒙古崛起的重要外因。

明朝，文臣张居正、武将于谦

这两个都是文臣。但于谦领兵，成功地组织了北京保卫战。所以，于谦归类到武将。当时，明英宗被抓了俘虏，大明精锐尽丧土木堡，瓦剌三路大军直扑北京。

大明王朝遭遇的危局，比北宋的汴梁之围还要凶险。但于谦力挽狂澜，不仅取得北京保卫战的成功，而且还追着瓦剌的军队死命揍。

如果没有于谦强硬主战和高光逆袭，大明很可能就迁都了。而大明一旦迁都，那么，明朝大概率不会延续276年的国祚。放眼当时天下，除了北京，就没有更适合的定都地方。大明无论定都在哪里，都保不住北方中原。

首都，是政治中心、是文化中心、是经济中心。实际上，这些个中心全无意义。首都从溯源来说，就是军事中心，更精确地说是战争的前敌指挥部。这个逻辑，从战国一直延续了整个传统时代。古代通讯和交通条件有限。而战争又瞬息万变。所以，不是首都指挥战争，而是战争牵动首都。明朝的主要劲敌，在北方草原是蒙古、在东北方向是女真。然后，首都不设在北京，你能设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