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叫什么名字 著名教育家严复介绍(3)

《天演论》手稿

1897年

“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

严复的西学翻译著作，对几代人产生深厚的影响。“物竞天择”之风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上愈演愈烈，撕破了社会沉溺“天朝上国”的享乐面纱。于时人来说，严复如父如师。引来西方文明中的丰沛汁液，浇灌沉睡中焦灼的国民之灵魂。

唤醒民智，办报是不二之举。为了更加便利文章的发行，1897年，严复与朋友夏曾佑（天津育才学堂总办）、杭辛斋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这一报纸也成为传媒界宣传维新变法的最重要阵地之一。

《国闻汇编》是《国闻报》发行的附属刊物，用来发表和传播一些比较系统的西方思想与学说。严、夏二人担纲主编，筛选出“足备留存考订”的“重要之事 ”，刊登有关国内外报刊近闻及国外专著、外报评论译文。

戊戌维新为时不久，严复已看不惯新派“无学”而激进的莽撞风气，常有批评。在他看来，康、梁在政治、革命方面的见解已经走得太远。严复对梁启超的评价渐渐贬多于褒，他批评梁“主暗杀、主破坏”，超越了社会的实际承受力。尽管如此，他们之间仍有书信往来。1897年，梁启超回复严复的信中说道：

幼陵先生：二月间读赐书二十一纸，循环往复诵十数过，不忍释手，甚为感佩，乃至不可思议。今而知天下之爱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天下之知我而能教我者，舍父师之外，无如严先生。

早在1895年，严复已经开始翻译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几个月后即译毕。梁启超和卢木斋劝他早日付印出版，严复婉言谢绝了。他一点一点地对《天演论》进行认真修改。1896年5月下旬，“导言”部分修改完毕，同年7月底，他又把《天演论》“论”的那部分修改完毕。这并不是定稿，他还将稿件送给桐城派古文末期的著名文人吴汝纶审阅。严复很快收到一封吴汝纶的回信。吴汝纶自比为刘备，而把《天演论》比作荆州，自己得到此书正像刘备得荆州一样欢喜：

得惠书并大著《天演论》，虽刘先生之得荆州，不足为喻，比经手录副本，秘之枕中。盖自中土翻译西书以来，无此宏制，匪直天演之学，在中国为初凿鸿蒙，亦缘自来译手。天似此高文雄笔也。前读《天演论》，以赫育黎氏名理，得吾公雄笔，合为大海东西奇绝之文，爱不忍释，老懒不复甄录文字，独此书则亲笔细字，录副袭藏，足以知鄙人之于此文，倾到至矣！

来信同时也提出了不少修改的意见，严复仔细按照吴汝纶的意见修改了一番；《天演论》手稿上留下了他用各种不同色的笔的标记。《

一名之立，旬月踯躅。

由此便有了广为流播的“物竞”“天择”等词汇，与后世广为流传的“信、达、雅”译家三法。《天演论》的出版，激发了他从翻译西方学术著作方面开辟一条道路的热情。从1898年到1911年，他先后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甄克斯的《社会通符》、孟德斯鸠的《法意》、约翰穆勒的《名学》及耶劳斯的《名学浅说》等八种，合成《严译名著丛刊》。

这些西学思想与著作，在当时整整一代青年心中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因戊戌政变与严复渐行渐远的康梁如是，仍是毛头青年的鲁迅如是，或许就连老派文人，也从严复“用心”的译笔中潜移默化地受到西学思想的濡染。

1905年

“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入手”

教书育人，培养未来的栋梁之才，乃当务之急。严复始终坚信，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改良。订立译书章程、兴办新式学堂、料理学堂细务——从大到小，无不亲为。

早在晚清时节，严复与友人便于京师共创“通艺学堂”，招收培养具有一定中学根柢的学生。“通”为讲求精通之意，“艺”为泰西诸种实学。两者针对性很强，前者针对同文馆粗习皮毛而言，后者针对八股寻章摘句涉猎经典的“虚学”而发。

1902年，应当时京师大学堂的管学大臣张百熙之邀，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译书局总办，后来亲手订了相当周全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指导全国的翻译工作。两年后，他辞去译书局职务，南下先后担任安徽高等学堂、上海复旦公学监督。严复不遗余力地为兴办新式学堂提供支持。

担任复旦公学监督（校长）期间，他亲自批阅学生翻译作品，并请美国武官来校教体操。特别是当时学校布告，均由严复亲自撰拟和抄写，词句骈丽、书法秀逸，深为同学喜爱，有人一看布告出来，立即摄影保存，一时传为佳话。

布告栏前的学生

1905初，严复在伦敦曾与孙中山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会晤。面对来访的孙中山，严复明确反对暴力革命，坚定表明自己的观点，即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改良：

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入手，庶几逐渐更新乎！

孙中山则反驳道，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两人不欢而散。

严先生很爱学生。1906年，他在写给学生伍光健的英文信件里，一开头就说：

My dear friend， Since my arrival in Peking， which dated on 23/8/32， your image has often come up to the mirror of my mind…

严复给学生伍光健的信

1912年

“大学固以造就专门矣，而宗旨兼保存一切高尚之学术，以崇国家之文化”

在北京大学成立之初，面对着财政紧张的复杂状况，严复以单薄的笔尖书写篇篇陈辞，为北大的存亡辩护。奔走借贷筹措经费，流言缠身，以至疲病交加——守望在最后的晦暗年代中，严复将北京大学交付给了更为璀璨的未来。

1912年5月15日，北京大学举行隆重的开学典礼，一时为国内外注目。各界来宾、外国公使、税务司及东西博士、学问专家等都来观礼。面对台下泱泱众人，校长严复强调北京大学“学校规则，宜趋谨严”。教育总长蔡元培出席了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说，勉励北大师生要“研究高深学问”。

一波未平，刚开学不久的北京大学又遇到停办的危机。1912年6月2日，财政部库款告急，通令京内外各衙门，凡薪水在60元以下者，照旧支给，其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

严复作为校长，对此十分忧虑，他撰写了《上大总统和教育部书》的说帖，上呈袁世凯和教育部。他认为“学校性质与官署迴殊，强令从同，立形窒碍”。

为了使北京大学不致半途而废，严复决定在此关键时刻牺牲自己的利益，提出一种变通方法：除他本人每月支60元以示服从命令外，其余教职员工准额全支。纵然如此，在给夫人的信中他慨叹，“大学堂下半年政府能否开办，我们尚在那里与否，皆不可知”。

7月，一波再起，教育部以经费困难、办学效果不佳、社会各界不满为由，下达解散北大的命令。眼看着倾注心血的北京大学面临停办，严复再次向教育部提交《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以求力挽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