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的起源和过程(2)

在山东问题的交涉过程中，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纽约、洛杉矶、檀香山、伦敦、菲律宾、墨西哥等地学生组织、政治和社会团体、工商业机构、工会、华侨组织，纷纷致电驻巴黎的中国代表团。

抗议日本提出的山东议案，支持代表们据理力争，拒绝承认列强的秘密协定。

尽管海内外民情激扬，但由于和会所标榜的和平、平等仅是一个幌子，弱国的利益仍属大国交易的筹码，中国收回山东的可能性实质上已微乎其微。

4月16日至17日，十人会议两次讨论山东问题。受日本政府的影响，会议通过了山东问题暂由五国共管的提议。恰在此时，意大利宣布退出，和会趋于破裂。

日本乘机转变态度，声言要退出和会。为避免和会中断，美、英、法三国决定牺牲中国利益，于30日裁定将山东问题写入《凡尔赛和约》，规定日本获得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

同时也拒绝了中国代表所提的其他提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交涉宣告失败。事实证明仅以外交手段获取国际平等地位的愿望是不切实际的。

4月底，交涉失败的消息传至北京，国人顿时从虚妄的幻想中跌人绝望的境地，沮丧和激愤之情溢于言表，爱国情绪随之空前地蔓延开来。

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的交涉失败成为五四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运动经过

在举国上下反帝爱国的热潮中，青年学生的情绪尤为激烈。

1919年5月3日晚七时，一千余名北京大学学生在校内法科大礼堂举行紧急会议，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学校也派代表参加。

会场气氛十分沉闷，“时有数人演说，激昂慷慨，声泪俱下”13。

经过讨论，大会决议联合各界力量一致抗争，要求驻巴黎代表拒绝签字，并定于5月4日齐集天安门广场，举行学界游行示威，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

同时，通电各省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即在日本对华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的四周年纪念时，举行游行示威活动。

4日上午，各校学生代表又在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科大讲堂开会，推举北京大学代表傅斯年为主席。

4日下午一时左右，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学校、汇文学校等京内十三所学校的三千余名学生如约集会在天安门前。

学生们手持写有“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款”“拒绝和约签字”等内容的小旗，纷纷发表演说，呼喊口号，并沿途向民众散发印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

二时，学生集体向东交民巷使馆区前进，但在使馆区西口处被外国巡捕阻拦。游行群众一致推举罗家伦、张国焘等人为代表，由其进入使馆向美、英、法、意等国公使递交说帖，敦请各国在巴黎和会中援助中国。

时值周日，各国公使均不在使馆，学生们在烈日下等待两个小时后，仍无法通过东交民巷。

与此同时，中国军警又围住东交民巷的入口，强行干涉，企图逼迫学生退后。

在失望和压力之下，学生队伍退出东交民巷，辗转至赵家楼曹汝霖住宅，要求曹汝霖亲自解释与日本缔结密约的原因，但遭到守卫警察的阻拦。

学生愤怒地冲进曹宅，捣毁家具、瓷器等物，放火焚烧房屋，痛打了暂居曹家的章宗祥，曹汝霖则仓皇躲入一间小室，未被发现。

焚毁曹宅后，多数学生随即陆续散去。约至下午六时，大批警察闻讯赶来，逮捕了在场的三十二名学生。

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开后，京内各大专学校的学生陆续召开集会，商讨对策。

5日下午，各校学生代表在北京大学召开联合大会，决定上书大总统，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否则各校将一律罢课直至释放被捕学生为止；惩办卖国贼，力争青岛；

通电国内外相关组织团体，联合各界一致行动。6日，为援救同学和提倡爱国运动，学生代表又发起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为领导学生运动的永久组织。

这一行动立刻得到大多数知识分子、报章杂志及社会、政治和商业团体的同情和支持，纷纷呼吁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其中天津最早做出回应。

6日至7日间，天津中等以上的十所学校代表相继召开两次会议，成立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并举行国耻日纪念活动。

与此同时，上海六十余个团体两万多人又在西门外体育场举行国民大会，要求惩办卖国贼、收回青岛、抵制日货等，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北京政府被迫于7日宣布释放全部学生。

五四运动中的留学生

被捕学生获释后，北京政府依然对学生运动持弹压态度，严禁学生干涉政治，责令校方逮捕学生，并下令将先前保释的学生送交法庭，实行法律制裁。

相反，对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则慰问有加，拒绝接受三人辞职。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在官僚军阀的攻击下悄然辞职离京，教育总长傅增湘随后也被免除职务。

这激起了师生的极大愤慨。19日，北京十八所大专学校在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举行全体大罢课，并在城内各地组织街头演讲团，散发传单、小册子和报纸。

要求政府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挽留蔡元培和傅增湘，撤销对学生的警戒命令，等等。

同时，又秘密派遣一些学生代表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联络各个学校，号召统一行动。20日，北京所有中学纷起响应，陆续参加罢课活动。

北京集体罢课活动不久便扩展到其他城市。23日，天津北洋大学、南开学校、直隶法政学校、高等工业学校、省立中学等十五所学校一万余名学生全体大罢课。

26日，在上海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下，复旦大学、东吴大学、震旦大学、同济大学、南洋公学等七十所学校两万多名学生集体罢课，欲“合全国国民之能力，挽救危亡，死生以之，义不返顾”“。

游行示威后，学生联合会又组织演讲，散发传单，设立劳工部和调查部，积极联络各大商会、劳工及外部学界，以壮大运动声势。

在此期间，济南、苏州、南京、福州、武汉、长沙、广州等一百多个大小城市也先后掀起了大规模的罢课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