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爆发的背景及历史意义 五四运动的起源和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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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兴起的背景

1915年至1919年间，新文化运动在政治和思想上给予封建主义沉重的打击，猛烈地冲击了千百年来束缚国人心智的道德、伦理观念及建构其上的政治意识，使中国思想文化领域气象一新。

同时，新观念和新精神也传播至国内各大城市和部分学校，北京大学及其他几所北京高校则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中心，促成了广大民众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迅速觉醒。

自1917年以后，新知识分子群体逐渐走向联合，在全国各地创建了一大批社团组织及刊物。

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长沙的新民学会、北京的少年中国学会、国民社及其《国民》杂志、新潮社及其《新潮》杂志等。

这些社团尽管对新思潮反应不一，但多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积极宣传各自的爱国主张，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人发展。

同一时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缓了殖民侵略的步伐。

世界各地开始掀起了规模空前的民族解放运动，如俄国、芬兰、德意志、奥地利、匈牙利等国爆发的社会主义革命、土耳其革命、爱尔兰独立等。

与此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ThomasWoodrow Wison)又推行其理想主义政治，提出关于战后处理世界问题的“十四条原则”，其中包含了废除秘密外交、保障小国的政治独立和民族自决等内容。

这在中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给予各阶层的救亡活动支持和鼓舞。在上述国际政治局势的推动下，加之政局动荡、经济衰败、社会动乱、日本侵华加剧等因素的影响。

国内新知识分子、新兴商人、企业家、产业工人等阶层的爱国救亡活动连绵不断，民族主义情绪随之迅速高涨。

自1917年起，随着北京政府亲日态度的日渐明显，新知识分子、工商业者等社会阶层及民间反日团体之间的联系愈益密切，爱国情绪逐渐在救亡图存的声浪中化为行动。

1918年3月至5月间，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秘密缔结《中日军事共同防御协议》，双方拒绝公布条款内容，引起了大众的猜忌和不满。

5月中旬，为抗议秘密外交，留日学生不顾北京政府的威胁，开始集体回国，并在上海创办《救国日报》，刊载一系列文章，呼吁青年积极参与救国活动。

5月20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等两千多名学生举行游行请愿，抗议政府与日本秘密签订军事协议。

他们步行至总统府，要求公布军事协议的内容，并予以废除。在请愿的同时，北京学生又派遣代表至上海，与当地学生联合组织学生爱国会。

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随即举行了类似的游行请愿活动。

稍后，一些商人对学生运动也予以声援，在公开场所多次召开集会，并致电北京政府，指斥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求废除军事协议，实现南北休战。

这标志着新知识分子、工商业者协同合作的开始，是五四运动的一次预演。

1919年年初，英、美、法等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战后会议。中国作为对德宣战的协约国成员，也派遣陆徽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正廷五人组成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

对此，各方人士保持着几许乐观，都希望中国能够凭借战胜国的身份，收回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重新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受日本威胁而订立的相关条约和协议等，以此“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提高自身的国际地位，“与英、美、法并驾齐驱”。

会议期间，国人在海内外组织创立了国际联盟同志会、国民外交协会、外交调查协会等多个团体，对中日外交问题给予了广泛关注。

和平会议

巴黎和会召开后，随着各项议案的逐步展开，中、日双方在山东问题上的争论愈益激烈。和会自一开始就是一个不平等的会议。

它以十人会议(又称五国会议）为最高机构，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元首和外交部长组成，一切重大问题经其讨论决定，其他国家只能在涉及与己相关的问题时列席会议。

日本跻身于十人会议，对中国关于山东问题的交涉极其不利。1月27日，中国代表团受邀出席十人会议。

会上，日本专使对中国收回山东的问题只字不提，反而要求中国将山东境内胶济铁路及其他利益无条件地让与日本。

次日，顾维钧等中国代表在十人会议上发言，反驳日方的声明，指出1915年至1918年间中国与日本订立的协约、合同、换文等都是受日本胁迫所致，不能视为有效。

同时，又从山东的历史、人口、宗教、风俗、语言等方面，强调中国应拥有山东主权。

2月15日，中国代表团不顾日本阻挠，向和会提交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和会将德国在山东的各项权利直接交还中国。

除此之外，中国代表团在3月至4月间又向和会提交了“废除民四条约”“中国希望条件”等说帖。

要求废除《二十一条》，列强放弃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驻华军警，收回外国在华的租借地、租界，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关税自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