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到哪里 苏轼犯了什么罪入狱(4)

大理寺根据苏轼的供状，总结出了三条罪名：

一是苏轼收了驸马王诜的钱，而且这个钱收得不清不楚；

二是受审期间不肯老实交代问题，所以苏轼“别无翻异”不是不想，而是不能；

三是诋毁新法、诽谤朝廷，这一条是新党的主要关切，但要的不是诽谤朝廷而是诽谤皇帝。

所以说，新党把持了御史台，却肯定没能把持大理寺。

针对这三条罪状，大理寺给出了量刑：有的要杖八十、有的要杖一百、有的要徒一年、有的要徒二年。最后，大理寺会怎么数罪并罚呢？

首先，宋朝不搞累加，简单说就是数罪从重，一个罪杖八十、另一个罪杖一百，最后量刑不会是一百八十，而是一百。

其次，杖刑和徒刑都可以用钱抵罪，当时主要是向朝廷交铜，铜是当时的主要硬通货，是可以拿来铸钱的。

第三，如果是官员，犯罪的官员还可以拿自己的官职来抵罪，即官当制度。

这套量刑算法，可以说充分确保了士大夫的利益。所以，最后算下来，苏轼要承担的罪责，只是徒二年。《资治通鉴续长编》给出的记载，是“当徒二年，会赦当原”。

如果是新党看到这份判决，想也不想，他们肯定认为大理寺收了苏轼的钱。因为这是在过分偏袒苏轼。

甚至都可以说，大理寺这帮家伙连一天牢饭都不想让苏轼吃。因为宋仁宗的皇后恰在这个时候去世了，大宋一定会大赦天下。

苏轼是在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被圣裁处刑的，而曹太后是在元丰二年十月二十日薨逝的。这中间差了两个多月，大理寺给了一个“会赦当原”的判词，到底想说啥？

所以，新党肯定不能干。

这帮家伙费尽心机、折腾了一百多天，然后却是这么个结果，谁也不能忍。于是，御史台上书反驳，认为大理寺定罪不当，苏轼必须按十恶大罪中的第六项“大不敬（恭）”来定罪。

“注云指斥乘舆情理切害者”、“注云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者”，苏轼的言行，怎么靠也能靠上这个大不敬。

御史台瞎咋呼，却没用。因为定罪量刑，不归它管。这时候，审刑院也出手了，它支持大理寺的判决。

到了这一步，就要区分一下谁跟谁是一伙儿了。

御史台肯定被新党控制了，大理寺肯定没被新党控制。那审刑院呢？审刑院的全称是“宫中审刑院”，所以它怎么也要跟皇帝是一伙儿。皇帝宋神宗是啥意见？诋毁新法就相当于诋毁皇帝，必须要严办。但是，审刑院干了一件什么事？它刚正不阿了，站队大理寺了。

乌台诗案持续了一百多天，于是各方势力该出手的全都出手了。

在这期间，当朝宰相、朝堂老臣以及旧党翘楚，纷纷上书营救苏轼。同时，新党内部也分裂了。罢相在家的新党大佬王安石，也上书了，认为“圣朝不宜诛名士”。甚至，曹皇后也在临死之前劝谏了宋神宗：

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你老爹宋仁宗可是要把苏轼、苏辙兄弟当成宰相来培养的。但是，你这个皇帝却要杀了苏轼，你对得起你老爹吗？

于是，乌台诗案，死活也没法按照新党设计的脚本来编排了。

新党的脚本是什么？针对苏轼发动一场文字狱，然后借机把旧党一网打尽。但是，新党中的有识之士却看出了这里面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文字狱这个口子不能开。一旦开了，将来大家肯定全搞文字狱，文字狱成了政治斗争的手段。这个结果，任谁也承受不了，大宋的政风一定败坏。

那么，神宗皇帝呢？

神宗皇帝很生气。王安石虽然罢相、王安石主义可以不讲，但王安石的新法路线必须坚持。这不是王安石的主张，而是朕的主张、朕的旨意、朕的路线。你苏轼诋毁新法，就是在诋毁朕这个皇帝。

然而，大宋朝廷却要让苏轼讲理，大宋官家也只能让苏轼讲理。但是，皇帝肯定气不过，于是法外施法了。但法外施法也不能过分。最后的结果是：

苏轼依断，特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当徒二年，会赦当原”，这是大理寺的意见，朕同意了。但是，我要“特责”，即法外施法，因为朕很生气、朕要任性，于是苏轼“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

“检校”是临时委派的意思，随时都能给你免掉，即便是副处长，但也是个临时的。

“水部员外郎”是官，在官职差遣的设计中，这相当于待遇级别，用现代表述就是副处级非领导职务。

“黄州团练副使”，这是差遣，是实职，相当于黄州地方武装部副部长，却是散官、没实权，一般用来安置贬官。

关键是这个“本州安置”，相当于发配。你苏轼就在黄州那个鬼地方呆着，我这个皇帝再也不想见到你了，黄州地方官也要把苏轼这个家伙看好了，该敲打就得敲打。

这就是大宋官家的法外施法的“特责”。

如果是朱元璋这种皇帝，苏轼回事啥待遇？只需要老朱一个眼色，苏轼别说可能在发配黄州的路上被干掉，甚至连牢门都出不来。

最后总结

乌台诗案是新党对旧党发动的一起政治案件，目的是要把不满新法的旧党一网打尽。

而旧党的”交际名媛“苏轼，恰是新党打击旧党的突破口。

如果乌台诗案能够按照新党的设计脚本来推演，那么此案就是一个宋朝版的李林甫大清洗。

但，大宋是一个跟你讲理的时代。

大宋司法机构的复杂运作，堪称古代司法的一个高峰，复杂的程序甚至已经超过了现代国家。

苏轼，生在了一个跟你讲理的时代。

执政的新党肯定不满意，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可讲；大宋官家宋神宗自然也不满意，他也要讲他这个皇帝的道理。

但，大宋是一个让你讲理的时代。

可能这个“你”，仅是官员士大夫。但是，起码能够让朝堂权力无法肆意任性、让皇帝意志不能肆意妄为。

正是因为让苏轼讲理，所以苏轼才能逃过乌台诗案这个劫难。而旧党一众翘楚们，也才免于被权力清洗。

旧党顽固存在，王安石的新法、宋神宗的路线，就不能高效率推进。旧党难道不是历史的阻碍吗？

程序正义或许比正义的效率更重要。在程序正义的限制下，大宋的政风才不会急转直下，大宋官场才不会演变为李林甫之后的大唐官场。

历史上的发展，有两种：

一种是高效率的急速推进，开了挂、踩了油门，这是一种政治能动，比如王安石变法。

一种是低成本的因循保守，降了档、踩了刹车，这是一种政治谦抑，比如司马光的旧党意见。

到底哪一种更好？因时而异。

初出茅庐，往往是政治能动的，自命大才而要经天纬地；人到中年，往往是政治谦抑的，懂得了才华智慧的局限和真实世界的复杂。

也许这样的态度是可取的：有一个方向，即便方向对了，也要慢一点儿、稳一点儿，反正时间有的是；如果方向错了，那么慢一点儿、稳一点儿，也就给调整留出了时间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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