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因为乌台诗案出狱后被贬到哪里 苏轼犯了什么罪入狱(3)

跟不跟你讲理、让不让你讲理，都不是在还原真实世界的复杂历程，而是实现主观感受的最大公约。正义也好、公平也罢，都是价值判断的问题。价值判断属于应然问题。实然可以求真，但从实然跳不到应然。所以，价值判断无法求真，而只能求感受。

这时候，就一定要以所谓“看得见的方式”来追求了。只有“看得见的方式”，大家才能感受到公平正义。所以，手续很重要、程序很重要。对手续、对程序的尊重，完全可以衡量一个族群的文明程度。

那北宋是怎么讲理的？这个问题，看一下北宋的司法程序就清楚了。

御史台根勘所

御史台最早设立于东汉，是重要的中央司法监察机构之一。重大案件，一定要送到这里来审理。苏轼这个案子，肯定重大。因为新党一定要往大里整。汉书记载，御史台里种植柏树，树上常有乌鸦栖息，所以又称乌台。因此，苏轼一案，才称乌台诗案。

御史台首先发动御史向皇帝宋神宗告状，神宗皇帝诏曰可。于是，从弹劾变成案件，对苏轼的立案调查正式展开。

御史台派出官员前往湖州缉拿苏轼，然后送交御史台的根勘所，进行审理。根勘所，是御史台专门负责审理诏狱的机构。

宋神宗不仅下旨审理，而且还派了一名宦官跟进案件。所以，苏轼一案，就变成了诏狱，即皇帝亲自下诏督办的案件。

如果是明朝，上升到诏狱这个层面，那苏轼不被定罪弄死，也被严刑打死。但是，大宋时代是跟你讲理的，大宋政府是法治政府。所以，诏狱也要讲理，具体表现就是讲程序。

大理寺和审刑院

御史台只负责案件的审讯。即便是审讯，也不是御史台一家说了算。因为大宋官家还要派人跟进。

皇帝会从其他机构抽调人员，会同御史台搞联合审讯，这叫杂治。

案件审查清楚之后，审案的官员们要制作好口供，这叫供状。

审讯工作到供状这里为止。然后，御史台就可以结案了，这叫结勘。

皇帝还要派遣御史台以外的官员，对犯人进行当面问话，这叫录问。

犯人在录问的时候翻供了，这叫翻异。一旦出现翻异，那皇帝就必须另外派人重审。

录问环节，古已有之。最早的记述，甚至可以追溯到秦朝。如赵高审李斯案。

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

赵高为什么使其门客“诈为御史、谒者、侍中”？就是担心李斯翻异。

犯人既不申辩又不翻异了，然后就能定罪了吗？不能。因为御史台只有审讯的权力，却没有定罪的权力。

御史台完成供状环节之后，要将供状递交到大理寺定罪量刑，这叫检法。

如果把御史台类比为现在的最高检察院，那么大理寺是现在的最高法院。定罪量刑是法院的事情。但是，到了”最高法院“，这个程序还没走完。

检法之后，要出判词，相当于最高法院的裁判文书。这个判词，还要上报给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刑部或审刑院复核完毕之后，再将复核后的判决意见上报给皇帝，即宋神宗，由皇帝做最终裁决。

这个审刑院，是个什么机构？明朝皇帝不信任刑部了，搞了一个锦衣卫；信不过锦衣卫了，搞了一个东厂。宋朝皇帝呢？赵家官人信不过刑部和大理寺，就搞了一个审刑院，又称“宫中审刑院”。你听这个名字，就知道审刑院是谁设立的了。其主要任务是审查大理寺所断案件，因为皇帝要看着大理寺，担心被大理寺的人给忽悠了。

但是，什么土壤就能长出什么庄稼。明朝的专制土壤，只能孕育出特务机构。大宋的法制土壤，却能孕育出法制机构。审刑院的设置初衷是加强皇权，实际运作却成了司法监督的一个环节。所以，1080年也就跟刑部合并了，皇帝设立的机构却不给皇帝办事，那还有啥意义？

从这一套复杂手续或程序中，我们就能发现：大宋官家和大宋朝廷是准备跟人讲理的，这绝对是古代司法的一个高峰。

04.大宋官家很生气：法外施法也要让人讲理

大宋御史台把案件审查清楚了，皇帝也派人录问了，苏轼倒也干脆，从不从宽都坦白了：事就是我干的，“别无翻异”。

但是，苏轼之所以“别无翻异”，是因为新党下了功夫，能查的全给查了，苏轼想翻供都没得翻。

新党这帮家伙不止要干苏轼，还要干司马光和整个旧党集团。所以，乌台诗案一定要办成铁案。而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苏轼。苏轼确实对新法不满，确实没有管住嘴，确实要做时代的匕首和投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