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唯独武昌起义成功了 为何一爆发就取得了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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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以同盟会为革命中枢的革命党人，大多奉行“边陲起义”的策略，对于地处帝国中部的武昌，并不被同盟会高层所重视。

“边陲起义”屡试屡败，引来党人不满

这样一种偏重华南，尤其是两广，而忽视其它地区的革命策略，在同盟会内部也颇受争议。

但平心而论，在当时的革命处境之下，两广边陲地带便于武器运输，又临近香港、澳门，便于起义人员聚散，同时远离清廷统治中心，防备力量相对薄弱，起义易于获得成功。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华南为中国侨乡，有大批从华南一带出去的华侨分布在南洋，在这一带发动起义更容易获得这些华侨们的支持，从而易于募集革命经费。

从以上来看，这一“边陲起义”的策略在当时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革命的现实却并没有让同盟会看到这一策略有成功的希望。尤其是当精心筹备，且耗费巨资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之后，不仅巨额的华侨捐款打了水漂，而且党人精英也牺牲惨重。

耗费巨资的广州黄花岗起义惨遭失败

这让同盟会内部对“边陲起义”策略的不满再度高涨，不满的情绪渐渐集中到了身为广东人的孙中山身上。

同盟会总理孙中山

作为同盟会总理的孙中山无疑对这次起义的失败负有领导责任。面对党内汹涌而来的责难之声，他既对起义中牺牲的同志感到极大的悲痛，又深感自己不被党内同志所理解和信任。

在出走美国之后，孙中山一度颇为消沉，对同盟会东京本部的会务几乎放任不理，而且还对党内同志声称，经此一败，五年之内不敢再言起义。

黄兴也因在起义中负伤，断了两根手指，逃亡香港之后，眼看再次起义近期无望，遂不得不静心养伤。

这两大革命领袖都颇为心灰意冷，对革命成功的信心也跌倒谷底，从而导致人心涣散，会务也几乎陷入停顿。

领袖逃亡，会务涣散，同盟会初显分裂之势

湖南革命党人谭人凤对于东京本部会务涣散非常着急，要求总理孙中山进行整顿，但孙中山先前虽然答应，后来却不辞而别，为此谭人凤对孙中山大为不满。

在一次与胡汉民的激烈冲突中，谭人凤曾愤愤地说道：

“本部在东京，总理西南无定踪，从未过问，总于何有？理于何有？东京经费，纯仗同志摊派维持，并未向各处招摇撞骗。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报，吹几句牛皮，遂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

话说得已经相当露骨，几乎快撕破脸面了。

宋教仁（左）与谭人凤（右）

既然总理不理会务，谭人凤于是联络宋教仁、陈其美、居正等人自行整理，并于1911年7月31日在上海组织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设本部于上海，设分会于苏、皖、湘、鄂、川各省。

从本部及分会的设置地就能很明显地看出，同盟会中部总会将革命的重心放在了沿长江流域的中部省份，而这正是之前革命所忽视的地方。

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还发布了“成立宣言”和“总会章程”两份文件。

在宣言中力陈此前革命之缺点，在于“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也。”“前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将酿旧史之纷争；后之缺点，病不合，推其弊，必致叹党员之廖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