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三年 北宋庆历三年推行庆历新政(2)

那么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为何会以失败而告终，而且仅仅实行了一年零四个月，就被贬出京城。

庆历新政的失败与变法的目标有极大的关系。

新政的目标尽管是加强了皇权，打击了官僚队伍，但没有能够给皇权带来实际的利益，采取对社会民众减税，根本无法获得皇权持久坚定的支持。

自秦汉至明清，两千余年的中国帝制时代，出现过许多变法。这些变法，绝大多数以解决财政困难、增加皇权收入为核心目标。

比如：商鞅变法的指导思想是“有道之国务在弱民”，追求最大限度地汲取秦国的人力物力；

汉武帝改革的手段是发动声势浩大的“算缗告缗”运动，鼓励民众互相举报彼此的资产，造成了“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的后果；

唐德宗任用杨炎变法，以“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实际上是将那些以前缺乏正当性的苛捐杂税，全部纳入到“两税”这个大口袋之中，使之变成正规赋税；

王安石变法，虽然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并没有认真去做“方田均税”的工作，而是将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上面，因为它们可以大幅给宋神宗增加收入；

再往后，张居正的一条鞭法，雍正的“摊丁入亩”，都不过是唐代两税法的翻版。

比较之下，范仲淹所主持的“庆历新政”，是一种难得的异数。

这场北宋建国八十余年后启动的变法，主要目的居然不是敛财，而是缓解民生疾苦，整顿腐朽的官僚系统。

庆历新政的失败与与改革的主导者范仲淹的儒家思想有极大的关系。

范仲淹以儒家思想为主导变法新政，必然失败。

范仲淹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就是以儒家“以农为本、轻徭薄赋、为官清廉”的理论为基础设计，这几乎是一种理想的社会状态，在现实社会中无法得到实现。

在政治体制上，精简官僚，初衷是好的，但只依靠皇帝强行推进改革，如此冒进，只会招来强烈的反抗，儒家这种幼稚的表现，前有王莽改制，后有戊戌变法。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庆历六年九月十五日公元1046年范仲淹在被贬后撰写的《岳阳楼记》中的名句。

范仲淹始终认为应把国家，民族的利益摆在首位，为祖国的前途、命运分愁担忧，为天底下的人民幸福出力，表现出作者远大的政治抱负和伟大的胸襟胆魄。

这当然是一种理想，也说明范仲淹没有能够意识到自己真正被贬的原因，以人民的幸福为宗旨的变法，是不可能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坚定支持。

庆历新政的失败与宋仁宗的关系极大。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在《宋论》中认为宋仁宗赵祯“无定志” 。

他认为，在宋仁宗亲政的四十年中，两府大臣换了四十余人，都是屡进屡退，即使贤者在位，因不能安于其位，也无法施其才能，做出成绩。

这样朝令夕改，一反一复，使“吏无适守，民无适从”，让下面的人感到无所适从，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

因此，很多文章认为是宋仁宗的性格导致庆历新政的失败。

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有失偏颇。根源就是新政不能为皇权带来经济效益，国库没有增加。

因为当时爆发的宋夏战争，军费支出的大量增加，让宋仁宗心力交瘁。

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宋仁宗正式掌权，北宋各项收入总计15085 万余贯、石、匹、两，支出为12677万余贯、石、匹、两，尚有2400余万贯、石、匹、两的盈余。

20 余年以后，便不时出现财政赤字，需要动用以往的积蓄弥补亏空。

即使没有出现赤字时，也是"所出无余"，仅能做到收支平衡，不再有封储，而且某些项目上也常有差额。（以上资料选自《中国全史》第51卷）

当范仲淹提出以整顿官僚为核心的变法时，宋仁宗也是支持。

尽管官僚是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但官僚的利益，与皇权的利益并不全然一致。

皇权希望官僚“尽职尽责”，替自己运作人力物力的汲取，并维持统治的稳定，但官僚往往更在意“任内不出事”和“任内捞足钱”。

论资排辈、官二代官三代直接上位，这些规则很符合官僚的利益，但未必符合宋仁宗的利益。

这些规则，带来了人员严重超编的“冗官”、财政不堪负荷的“冗费”和玩忽职守，对宋仁宗所追求的统治稳定，显然都是不利的。

随着变革的推进，宋仁宗发现新政无法带来皇权财政收入的增加，解决实际的问题。

却又增加了皇权与官僚队伍的矛盾，那么只能终止这场变法新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