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pk汉武帝一辈子都在打仗 喜欢打仗但宗谁更有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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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常年对匈奴用兵，战果虽辉煌，但也导致“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国力消耗极大。

唐太宗也是一直在用兵，但既打出了“天可汗”的威名，又使国力持续上升。

这其中的差别何在呢？

差别点：超远距离进军

“不误农时，不伤民本”，尽量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减轻人民负担，是古代进行战争的重要原则。

汉武帝、唐太宗，都是有这个认识的。

在距离较近的作战中，汉武帝、唐太宗都基本做到了这一点。

这里的近距离，指的是今天的内蒙、甘肃、青海等地。

在这些地方作战，“转战二千里”是很常见的，严格意义上其实也是远距离作战的。但是，相比于漠北、今新疆等地区，这些地方距离确实近许多，进军的成本也低很多。

汉武帝时期，卫青指挥的漠南之战，霍去病指挥的河西之战；唐太宗时期李靖讨灭东突厥、吐谷浑，都是干净利落，以比较小的代价就迅速取胜。

所以，其实，汉武帝早期、中期的用兵，战果大，但并没有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产生差距的地方，是在远距离用兵，也就是对漠北及西域的用兵。

卫青、霍去病指挥的“漠北之战”，战果辉煌，但损兵万余，十四万匹马归来不足三万，消耗已经很大了。

到后期，李广利等人的指挥下，汉军屡屡大举用兵，不但消耗巨大，而且败多胜少。

同时，在西域方向，李广利组织的征大宛之战，更是使“天下奉其役连年”、“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天下骚动”。

相比之下，唐太宗的超远距离征伐则一如既往地保持了“低投入，高回报”的特点。

唐太宗启用阿史那杜尔、执失思力、契必何力等番将，在不大量耗费中原财富的情况下击垮薛延陀，平定了漠北。

侯君集等人万里远征，虽然耗费不小，但风驰电掣，干净利落地高昌、龟兹等西域诸国，控制了天山南麓。

即便是未竞全功的亲征辽东之战，也在用时不多，损耗不大的情况下收复了辽东州县。

因此，拉开差距的，是后期的超远距离用兵。

超远距离用兵上的差异，既源于各自所面临形势的不同，也源于二帝用人、用兵上的不同。

形势不同

虽然汉武帝也对东越、南越、西羌、朝鲜、西南夷用兵，但其一生的主要对手，是统一且处于鼎盛的匈奴。

大汉与匈奴，一旦翻脸，在分出高下之前，是没有和平的。

汉武帝在进攻匈奴，匈奴也在进行报复性反攻。

卫青进行第一次漠南之战，俘匈奴部众1.5万人，匈奴又出万骑攻入代郡，掳走千余人。霍去病进行“河西之战”后，匈奴又发数万骑兵攻入右北平、定襄，杀千余人。

所以，第一次漠南之战后，要立刻发起第二次漠南之战，漠南之战后要立刻发起河西之战，河西之战后，要立刻准备漠北之战。

一旦你停下来，就是示弱，匈奴就会变本加厉，加大对你的进攻，杀掠人民。

汉武帝必须连续大举用兵，在彻底打服对手前，没有喘息之机。

相比之下，唐太宗面临的形势则要好一些。

东突厥、薛延陀、吐谷浑、高昌、龟兹、高句丽，虽然彼此有关系，但是一个个保持独立的对手。

而且，就国力而言，这些势力虽然名头不小，但实力已过巅峰。

突厥在其鼎盛时，实力是不弱于当初匈奴的。

然而，到唐太宗时，东、西突厥已经分裂，东突厥又遭遇内部问题和自然灾害，实力大损。

因此，一方面，唐太宗可以从容选择作战时机，一击致命，还可以利用对手们彼此之间的矛盾，拉一个打一个，稳操胜券。

方略不同

纵横捭阖，多找朋友，是古代进行战争的重要原则。

汉武帝也曾作过这样的考虑。

他先是派张骞去联络大月氏，试图联合起来一起进攻匈奴，后又与乌孙等国联合，一同进攻匈奴。

然而，大月氏不愿与匈奴作战，乌孙虽尽力出兵但力量有限。

总体上，汉武帝君臣对外联系上，或一厢情愿（如联络大月氏），或停留在局部（如联合乌孙），打击匈奴，基本上靠的之汉军自己的力量，“正面杠”。

这是难免的。

汉武帝君臣中，除张骞等人曾在匈奴生活较长时间外，其余人对匈奴及草原的了解都极其有限。

他们不能深入了解草原特点，草原政权的特点。

相比之下，唐太宗君臣，对草原特点就了解极深了。

北朝、隋唐统治者，都与鲜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大唐君臣，许多是汉化的鲜卑人，或者曾经鲜卑化的汉人，他们保留了许多草原特点，对草原民族的生活特点、社会结构、作战特点都非常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