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为什么要杀杨贵妃 安史之乱跟杨贵妃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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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哥舒翰等人降敌，潼关失守。玄宗“西巡”避祸途中，杨国忠、魏方进等人被禁军杀害，杨贵妃也被下令缢死，这就是著名的“马嵬驿事变”。

发生于安史之乱过程中的“马嵬驿事变”，改写了整个唐王朝的发展历史，一方面将唐王朝从奸相误国的漩涡中拉出，另一方面又使唐朝政治陷入宦官专权的困境。

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嵬驿既是唐代得以“中兴”的一个转折点，又是加速整个唐王朝衰败的致命一击。

唐玄宗当政之时，杨国忠曾权倾一时。史载其“嗜饮博，数丐贷于人，无行检，不为姻族齿。”他倚仗贵妃得宠，善于揣测圣意，“遂拜右相，兼文部尚书、集贤院大学士、监修国史、崇贤馆大学士、太清太微宫使，而节度、采访等使、判度支”，最终官至宰相，权倾朝野。

然而，杨国忠为官劣迹罄竹难书。他任人唯亲，党同伐异，欺上瞒下，以致人人思乱。杨国忠自恃权高，曾与当时多数官吏结下宿怨，也给玄宗一朝带来了重大灾难。

当时安禄山得宠，在边界掌握重兵，杨国忠惧怕其影响自己的权力和地位，于是百般诋毁刁难，并打击安禄山亲信。

“捕禄山所善李超、安岱、李方来、王岷杀之，贬其党吉温于合浦”，又建议“以禄山为平章事，追入辅政，以贾循为使，节度范阳，吕知诲节度平卢，杨光翙节度河东”，将安禄山调离，以便伺机除之。

安禄山见杨国忠对自己不利，其拥兵自重的心思遂被激发起来:“禄山虽逆久，以帝遇之厚，故隐忍，伺帝一日晏驾则称兵。及见帝劈国忠，甚畏不利己，故谋日急。

俄而禄山授尚书右仆射，帝恐国忠不悦，故册拜司空。禄山还幽州，觉国忠图己，反谋遂决”。可以说，杨国忠党同伐异的嚣张气焰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安禄山的谋反日程，成了安史之乱爆发的催化剂。

安史之乱爆发后，哥舒翰奉命扼守潼关，捍卫长安。但杨国忠过分猜疑，因听闻其将不利于己，便设计借刀杀人，反复督战命其进攻。

在杨国忠反复威逼利诱下，“翰不得已出关，遂大败，降贼”。因为杨国忠的猜忌，哥舒翰随潼关一起背离了唐朝，杨国忠以一己之利不顾国家整体利益，可谓专权误国。

此外，杨国忠还曾积极参与立储斗争。玄宗最初立李瑛为太子，但后来宠信武惠妃，有立其子李瑁为王储的打算，而李林甫为巩固自己的权势，便暗中投靠武惠妃，一同污垢残害太子瑛，最终使其被废掉。

但另立王储之时，玄宗却听从了高力士的意见，将年长的李亨立为太子。李林甫便暗中拉拢各种势力试图再次废掉太子李亨，因为杨国忠兄妹当时受宠，得以参与其中“。

李林甫兴韦坚等狱，欲危太子，狱事畏却，以国忠怙宠，搏鸷可用，倚之使按劾。国忠乃惨文峭诋，逮系连年，诬蔑被诛者百馀族，度可以危太子者，先林甫意陷之，皆中所欲”。因此李林甫死后，杨国忠自然成为了太子的第一大仇敌。

在杨国忠参与攻讦太子李亨的同时，亦与高力士结下了仇怨，只是“阴巧得人喻”的高力士并未表露出来而已。高力士与太子李亨关系甚佳，史载“肃宗在东宫，兄事力士”，而太子李亨能够入主东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高力士的功劳：

“初，太子瑛废，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属寿王，帝以肃宗长，意未决，居忽忽不食。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耶?’帝曰:‘尔，我家老，揣我何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耶?推长而立，孰敢争?’帝曰:‘尔言是也。’储位遂定。”

在玄宗犹豫之际，高力士谏言立李亨为国储，一方面是忠心为主，另一方面也是一场政治赌博。而杨国忠屡次参与残害李亨，定然引起高力士的不满。

由此来看，杨国忠早在马嵬驿事变之前便已为自己掘好了坟墓，高力士、安禄山、太子李亨、哥舒翰等人都具有除之而后快的想法。而杨国忠最终被掩埋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安史之乱则起到了推动作用。

马嵬驿事变是一场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变。谁是这次事件的幕后主谋呢？

那么，表面上公开指挥禁军哗变的陈玄礼既然不是“幕后”主谋，那么能不能算是“主谋”呢?当然不是。

是陈玄礼吗？答案是否定的。

事变发生前，众多大臣，包括玄宗自己均已无力控制局面。陈玄礼只是顺势引导众怒，以“弃车保帅”的方式保全了玄宗。另外，陈玄礼在马嵬驿事变前与杨国忠互不相干。

从史料上来看，根本找不到其二人存在矛盾的痕迹。陈玄礼诛杀杨国忠的动机并非出于个人恩怨和利益纠葛，而是在于忠心玄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心忠于玄宗、忠于李唐王朝的陈玄礼有诛杀杨国忠的想法也是可能的，但最终并没有落实，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断定陈玄礼是马嵬驿事变的幕后主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