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发生在哪一年 事变时期中牺牲了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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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月，叶挺、项英指挥的新四军军部主力9000余人在转移途中，遭到蒋军8万大军袭击，经浴血奋战仍无法突围，最终除1000余人分散突围，其余指战员大部牺牲或被俘。

蒋军将被俘的新四军中的普通士兵，编入自己部队，军官及政工人员则关入集中营，企图通过毒打和迫害的方式，逼迫他们改变立场。

新四军教导总队会计祝增华（解放后任福建机关事务局长）与总队队列科的汤定波（1942年被杀害）、总务科的曹伯建，于1月14日被蒋军第108师抓捕后，被押送至著名的上饶集中营。

当年10月，祝增华又被转移关押至距离上饶十多里的茅家岭监狱。被关押在此的新四军指战员共有20余人，包括从菲律宾回国的华侨吴华光（抗战中脱队）等人。

茅家岭监狱设在当地一所小庙内，只有东侧一间门可出入，门外还庙内共有8个房间，关押新四军指战员的只有一大一小两间，另有一间单独关押“女犯”，一间关押蒋军内部的犯错人员。

管理监狱的是蒋军第三战区的特务王锡恩，他自己单独一个房间。此外，庙里还驻有蒋军一个37人的步兵排，排长单独睡一间，士兵分睡两间。

茅家岭监狱里的生活可谓苦不堪言。被关押的新四军指战员每天吃两顿饭，每人每顿只能吃一小碗谷糠拌砂石的所谓米饭，以及漂着几片烂菜叶的清汤。

30平方米的大房间里，集中关押着20多人，晚上睡觉时，大家只能挨着侧身睡。

房间又挨着天井，冬天通冷风，雨天不挡雨，夏天不遮阳，蚊子、跳蚤、臭虫、虱子遍地都是，搞得根本无法安睡。

为了改善关押条件，吴华光首先站出来向敌人抗议，结果遭到对方一顿毒打。

第二天被关押的人们团结起来，集体绝食了两天，要求吃饱饭。经过交涉，王锡恩终于同意给每人每顿加了点米，但这点饭还是不够填饱肚子。

打这以后，王锡恩意识到，这些被关押的指战员仍然保持着斗争精神，于是在特务头子王寿山的指示下，变本加厉地迫害他们。

经过偷偷交流，被关押的指战员认为，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决不能坐以待毙，大家决定破釜沉舟，找机会集体暴动逃出去。

为此，原新四军三支队宣教股长王传馥（1942年牺牲）、五团特派员李胜（解放后任赣州军分区司令员）、三支队敌工科长陈子谷（解放后任北京地质学院书记）

新一支队敌工科长吴越（解放后任上海文艺工会副秘书长）和金衢特委书记宿文浩（解放后任云南大学教授）组成了五人领导小组。

陈子谷在交流时提醒大家道：“暴动是必须的，但千万要慎重，在石底监狱的时候，徐锦树（五团长）、廖振文（五团人事股长）、胡崇德（五团政委）三个同志企图挖地道逃走，结果事后徐锦树被捕牺牲。

廖振文和胡崇德也都被抓回，最后还连累黄诚（军部秘书处长）和李子芳（军部组织部长）两位领导一起被害。”

经过讨论，大家决定先弄清楚茅家岭周边的情况，突破口便是关押在隔壁的蒋军犯错人员。

通过与他们闲聊，大家知道，茅家岭周边的蒋军各机关单位甚多，其中，蒋军第三战区司令部距这里30余里，第三战区政治部距这里5里多，第三战区特务机关距这里只有3里多。

此外，蒋军还有一个军部和一个师部也都在茅家岭附近。

从客观条件上看，在地处蒋军第三战区心脏地带的茅家岭进行暴动确实困难重重，更何况新四军指战员经过长期关押和破坏，身体都比较虚弱。

但有利条件也有，即负责看管集中营的蒋军特务部门无权调动部队。

如果大家成功越狱，蒋军只能调动驻地较远的宪兵第8团或第三战区特务团，但从被发现到赶到茅家岭，蒋军在路上恐怕要花费几个小时的时间。

经过观察，大家也逐渐摸清楚了看守们的行动规律：每天吃完晚饭后，蒋军那个排在点完名后，只会留下执勤班长带着几个人在宿舍，其他人全徒手跑去附近村里吃喝玩乐去了。

根据这一规律，领导小组决定选在吃完晚饭后的傍晚行动，为了麻痹敌人。

大家还经常和看守们拉家常，增进与他们的私人感情，使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晚上值班时，也会放心地跑出去鬼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