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唐代之后长安没有再成为首都 长安为什么不做国都了(2)

这是气候因素的解释。简单说就是：

自宋朝气温顶峰之后，中国的气温一直在降低，而且一直持续到明朝末年。所以，约在北纬34°附近的长安，不仅年平均气温越来越低，而且年平均降水量也越来越少。河流水位下降、湖泊大量干涸，长安也就无法具备成为首都的自然气候条件了。

历史是交响曲，其中有很多频率的声波在共同震荡。这些不同频率的声波，便是不同权重的变量。

它们共同促成了历史的演化。

而当我们采纳单一变量的时候，历史的“波函数”就坍缩了。单一变量成了充分条件，决定了历史的走向。

但，这只是我们的一己之见，而不是历史本来面目。

接近历史的本来面目，就要让自己的思考变得复杂一点儿：从多个角度去看待历史、从多个变量去分析历史。

所以，气候只是一个因素、一个变量。

除了气候的原因，地理和政治，也是一对必须纳入考量的变量。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但如果放大尺度来看，天时与人和，只具有阶段性，而地利才具有长期性。因为山川形胜可以数千年、数十万年不变。

因此，地利，或者说地理的权重，是三者之中最大的。

关中的西周灭了商朝、关中的秦朝灭了六国、关中的西汉灭了西楚、关中的北周灭了北齐。所以，才有得关中者得天下的说法。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关中铁律。

因此，古代王朝之所以定都长安，除了政治上的考虑，比如西周发源于陕甘一带，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军事考虑。

关中吊打四方，你不在关中定都，那就只能等着被关中搞死。

秦汉定都关中，于是成就了秦汉帝国。而非要逆地利而行的楚霸王项羽，只能沐猴而冠然后乌江自刎了。楚霸王没有参透天下密码的智慧，或者说停留于衣锦还乡的小格局。

所以，但凡关中能够承载一个超大规模的首都城市群，其大概率就会成为首都。所以，气温上升之后，隋唐仍旧定都长安。

但是，政治也是重要变量。政治甚至可以塑造地理。或者，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政治地理的因素。

政治地理，其最大的改变就是让天下变大了。

商朝的天下局限于河南中心，周朝的天下则扩展整个黄河中下游流域，算是扩展至北方中心。秦汉的天下则要扩展到长江领域，甚至南跨岭南、西越大漠、东过辽河。

所以，在东汉时期，关中铁律就被政治或政治的地理给打破了。

西汉后期以及东汉时期，天下的经济中心转移到了河北。华北大平原有着无数的良田、繁盛的人口以及来自北方和东北草原的战马。

所以，河北刘秀逆袭关中，最终一统天下、建立东汉。

东汉末年到三国鼎立，实际仍旧是河北天下。

袁绍占了河北，然后他就是汉末最强诸侯。但袁绍把一手好牌打废了。河北成了曹操的根据地。有了河北财富，曹操以及后来的曹魏和司马晋，就能称雄一个时代。

除了统一北方的拓跋鲜卑，十六国时期的两个超级强国，分别是前秦和前燕。前秦昙花一现，而慕容鲜卑却持续辉煌。慕容鲜卑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和北燕四个政权。如果加上西燕，那就是五个。

慕容鲜卑为什么这么强？

除了慕容鲜卑英雄辈出，最主要的原因是从东北杀入中原，他们率先占据了河北。

古代河北，主要是指黄河以北，包括但不局限与今天的河北省，范围要更大一些，从太行上以东、黄河以北都可以算在内。

到这个时候，定都在哪里才合适？

但凡天下一统，那就必须定都洛阳。

古代选择首都，在军事上的考虑是选择一个战争指挥部。你准备往哪个方向发动战争，就选择在哪里定都。

首都的主要功能是前敌指挥部。

之所以是这个逻辑，是因为古代交通和通讯限制。

皇帝发个电报：给我打；然后将军就打了。但这只能在近代以后。而在古代，这几乎不可能。皇帝只能快马加鞭、八百里加急向前线传递命令。累死多少快马还是次要的，关键是这个时间无法掌控，也就充满了不确定性。前方打完仗，将军准备回去造反了，而皇帝还可能在为将军输送粮草。

比如春秋战国的韩国，韩康子时期定都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为了进攻郑国，韩武子时期便迁都宜阳，今洛阳市宜阳县附近；为了继续灭郑事业，韩景侯时期再迁都阳翟，今河南禹县附近；等灭了郑国，则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以控制新附地区。

这就是古代王朝选择首都的军事逻辑。而这个逻辑也可以扩展到政治上。

为了实现对庞大国土的统治，王朝首都就需要选择在交通更便利、通讯快捷的中心地区。

局限于关中而后以关中制山东，这是关中形胜。但西周时期，这个山东也就局限于今天的河南与山西。以关中形胜携四川财富的秦汉帝国，也就勉强打得过山东六国，却未必制得住山东之地。

当帝国的北方疆域拓展到整个河北，那关中长安明显太偏了。于是，洛阳登上前台。洛阳西依关中、东制河北、南控江淮，一副枢纽天下的态势。

因此，变大了的天下，使得帝国王朝必须选择一个能够接收四方财富且能够向四方输出影响的中心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