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空印案详细介绍 空印案发生于明代什么年间(2)

大体的运作流程，看着简单，但执行起来非常困难。这种困难，不仅在古代无解，甚至现代也可能无解。

秦汉时，是皇帝和丞相亲自主持考核。明朝有了专业化的衙门，即户部主持考核。“考校钱粮”的要求是：户部的数据，省布政司的数据、府的数据和县的数据必须严丝合缝、分毫不差。即府必合省，省必合部，哪一级、哪一项都不能差。

如果差了怎么办？

官僚制低头走流程。流程走不通，那就重新走。于是，地方造册，也就是地方政府算的账，会被驳回，然后重新算账、重新造册，再重新跑到户部报批。

但问题是：这些重新造的册是要盖印的。

到这个时候，就不是统治的问题了，而是技术的问题。这个技术问题在当时纯属无解。因为没有电报、没有传真、没有电话，还没有高铁。“省府去部远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但凡折腾一次，今年数据还没报完，明年数据又要开始报。你就是弄死地方官，他们也无法完成。

但是，活人不会被尿憋死。上计这种事，从战国时代就开始搞；到宋朝，已经登峰造极，堪比现代财务制度。所以，明朝官员积累了足够丰富的变通经验。

地方政府的报账人员，会带来若干盖有印章的空表格，现场出错、现场就改、改完再填、填完再报。考校钱粮的时候，朝廷的户部算多少、地方政府就填多少。这就相当于先打靶，打完再贴靶纸，自然分毫不差、枪枪十环。

这种灵活变通的手段，由来已久。

但是，这个行政“潜规则”被朱元璋发现了。而且，老朱不认历史的账、更不认流程的账，非要说大明官员集体舞弊。“考校钱粮”的目的，是为了监督地方政府。简单说，表面上是为了收钱，而实质上是为了统治。结果你们枪枪十环地不让监督，那监督还有什么意义？中央监督不了地方、皇帝监督不了官员，那还叫什么统治？

于是，大明首席检察官朱元璋，提起公诉：大明官员集体舞弊；然后，大明首席大法官朱元璋，做出判决：大明官员集体入狱。所以，这场官司，大明官员死活也打不赢。

尽管首席检察官是朱元璋、首席大法官还是朱元璋，但大明官员就不辩解吗？可以不请律师，但被告总要说话、锦衣卫也要问话。即便被告不说、锦衣卫不问，关进监狱就是打，但大明的丞相、御史呢？这些人总不能看着同僚活活冤死吧？

史载：时帝方盛怒，以为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谏。看来，丞相和御史真得统统闭嘴了，惹不起朱元璋这个活阎王。

但总有人要说话的，因为动静太大。皇帝肯定是不了解具体情况，但凡皇帝了解情况，那就不会发动“空印案”。这不是我们现在的臆测，而就是当时官员的想法。

“士利叹曰：上不知，以空印为大罪。诚得人言之，上圣明，宁有不悟？”。于是，浙江宁海人郑士利上书朱元璋，把“空印案”的来龙去脉讲得清清楚楚。后世关于“空印案”的记载，都绕不过这个人的上书。

但是，有用吗？

根本没用。“帝览书，大怒，下丞相御史杂问，究使者”，“而空印者竟多不免”。上书的挨办、“空印”的不免。

朱元璋难道没能看懂郑士利的上书吗？

如果老朱看不懂，他会把郑士利薅过来猛揍一顿，然后接着看，一定要看懂为止。明朝有一个奇葩大臣，叫茹太素。这家伙的特点就是能写，动不动就来个万言折。有一次，朱元璋实在看烦了，就把这个人薅过来痛打一顿。但是，然后呢？然后，老朱接着看，文尾发现可取之处，还给采纳了。茹太素奇葩、朱元璋也奇葩，过是过、你写得太长，所以该打；功是功、你写得有理，所以采纳。

郑士利的上书，朱元璋看到了；上书不到万字，朱元璋看不烦；讲得也清楚，朱元璋能看懂。

既然是这样，那朱元璋到底安的什么心？

空印案发生的时间，有1375年、1376年和1382年的不同说法。一般取1382年之说，因为这个时间来自《明史•刑罚志》。但这三个时间比较接近，所以不影响接下来的分析，只需要记住这个大体时间段就行了。

我们以这个时间段为聚焦点，然后往前、往后推，看一看此时的大明正在发生什么事。

1380年，朱元璋以丞相胡惟庸谋反为由，发动了胡惟庸案。这起大案，前后株连3万多人，而且一直办到1392年。

在此期间，除空印案外，朱元璋还在1385年发动了郭桓案。这是一起举国反腐大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

而且，郭桓案跟空印案，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官员能够随意涂改账册。这起案件之后，朱元璋将记账用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改为“壹、贰、叁、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

在胡党案后，朱元璋又在1393年发动了蓝玉案。胡党案，是丞相要造反；蓝玉案，是将军要造反。此案牵连诛杀一万五千余人，史载“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1380年胡惟庸案、1382年空印案、1385年郭桓案、1393年蓝玉案，这就是明初四大案。

明初四大案，不能分别看待。因为四起案件在时间上非常集中、在节奏上非常紧凑。它们不是一案刚结、一案又起的关系，而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甚至，在时间上，还出现了叠加。

现在看来，朱元璋是为了杀功臣。

胡蓝案，的确打击了功勋集团。但空印案和郭桓案呢？而同时期，洪武十九年，即公元1386年，还有“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洪武二十三年，即公元1390年，还有“罪妄言者”。这两起官场整风，连同空印案和郭桓案，统统不是打击功勋集团，而就是在打击官僚集团，甚至把老百姓拉过来一起打击。

朱元璋不是在办案，而是在放火。

胡蓝案，烧了功勋集团；空印案、郭桓案，烧了官僚集团。新官上任三把火，总要凑成一个三吧，那第三把火呢？第三把火，烧的是天下百姓。而且，这把火一直在烧，即朱元璋要以猛治国。

烧谁不是目的、放火也不是目的，那么，朱元璋的目的是什么？

“胡元以宽而失，朕收中国，非猛不可”，这就是目的。

大明洪武朝的时代风气，就是猛。对天下百姓猛，对官僚集团更猛，对功勋集团最猛。猛只是程度，内容是严。

因为元以宽亡，所以明以严惩。这就是朱元璋和大明洪武朝的时代逻辑。

朱元璋是不是反应过度了？或者说，是不是我们臆测过度了？这个因为所以的逻辑关系能成立吗？

纵观历代王朝更替，你会发现朱元璋不仅不是反应过度，而且是最合理、最应该的反应。

同时，也不是我们主观臆测过度。因为王朝更替统统都遵循这套逻辑。甚至，这套逻辑还在大明洪武朝被人清楚明白地点了出来。

点出这套逻辑的人，与朱元璋过从甚密。只不过最后的落脚点不是严，而是站高一个维度，站到了德这个层面。

对臣子来说，朱元璋这种主公堪称噩梦。但也有例外，这个例外之人，就是方孝孺。跟煊赫之人搞关系，一般有四个途径：为其做事当徒友、与其合作当盟友、情投意合当恋友、志同道合做志友，方孝孺属于第四种。前三种，基本都被朱元璋干废了。志同道合，也就是说方孝孺与朱元璋立场一致、观点一致。

立场一致，就不用说了。方孝孺被灭十族，都是为了朱元璋所立的皇长孙、建文帝。观点一致，不是与朱元璋的大肆放火一致，而是与朱元璋的以严惩宽一致。

而佐证就是方孝孺的《深虑论》，为了说明问题，截取摘录如下：

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

简言之，就是：秦孤立而亡，汉惩秦之孤立；七国诸侯乱政，武帝惩汉之诸侯；王莽篡位代汉，光武惩哀帝、平帝之政；后世继续如此，曹魏惩汉、西晋惩魏。

再往后，还有唐太宗惩武氏之杀其子孙（PS：这一条太违和，与行文逻辑完全不符），宋太宗惩五代割据之乱，于是强干弱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