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的祖先是谁 民族回族的祖先叫什么名字

今日小经验分享：民族回族的祖先叫什么名字和回族的祖先是谁的话题，一定能给您带来帮助的，一起来了解吧！

“景泰辛未年秋月望日，会稽山樵马欢述。”

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年），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在最后一次校对完成后，落款收尾，为自己多年的海上经历做了总结。

这位老人名为马欢，是明朝初年一位出身“回回人”族群的“通事”。这部由他口述、经其同僚抄写的著作，便是后世了解“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最重要的一部史料——《瀛涯胜览》。

马欢随舰队亲历过三次下西洋。

分别是第四次（始于永乐十一年，1413年，至永乐十三年七月，1415年）、第六次（始于永乐十九年，1421年，至永乐二十年八月，1422年）和第七次（始于宣德六年十二月，1432年，至宣德八年七月，1433年）。在第七次下西洋时，马欢和另外几位穆斯林职官奉太监洪保之命出使麦加，顺道朝觐。

马欢是一名信仰伊斯兰教的“回回人”——即今天回族的重要祖先来源。在明代，承接元代对外交流的“回回人”是明朝重要的少数民族，他们在航海中也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基于已有的一系列研究，笔者以马欢这样一个少数民族出身的记录者为案例，简要展示“回回人”作为个体和族群在“郑和下西洋”这段大历史前后扮演的历史角色。

马欢的成长背景

首先来回顾马欢所属族群——“回回人”的概况。以穆斯林为主的“回回人”大多祖籍西域，他们的先祖在成吉思汗西征期间被蒙古人从原籍地强制东迁，从而定居中国。

由于教门传统尊重商业，加上日积月累的多民族共同生活使得他们兼通多种语言，这些“回回人”在元朝的商贸与外交中起到重要作用，对中国传统“重农抑商”风气也有所填补，是重要的“中介族群”。

随着他们在中国定居，在保留原有文化传承（例如宗教信仰）基础上，“回回人”实现局部本土化，例如汉语姓名和诗词撰写。

元末乱局频发，“回回人”遭到多重迫害，为此他们中相当大一部分人被迫流离失所，成为动荡中牺牲品。

明朝建立之后，为了巩固反对异族统治的“大义”，同时承接前朝的合法性，朱元璋采取两种政策：

在法理上，他宣称明朝承接了元朝的法统；对留在内地的蒙古人、回回人和其他族群的色目人（例如党项人），采取严厉的限制措施，例如不准他们“自相嫁娶”，要求他们与其他族群联姻。

郑和与马欢这对“回回人”出身的上下级，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成长。郑和原名马三保，出生于1371年，云南人。14世纪80年代明朝在云南打败元梁王，本地居民遭受相应的报复——有的逃难，例如马三保兄长；有的惨遭阉割，成为各级官府的宦官，例如马三保本人。

马三保被阉割后更名马和，服务于燕王，在姚广孝门下学文。因为这段经历，他在保留穆斯林家族记忆同时，被动接受“三宝”并修习佛教知识，成为宗教边界模糊的典型案例。

朱棣夺位后，他给马和赐姓“郑”，这便是“郑和”的由来。郑和因为遭遇阉割，终身未婚无子，为方便财产继承，在他的请求下过继亲侄为嗣。

现今散居中国江南、云南和泰国北部的郑姓回族，有相当一部分就是郑和宗法上的后裔。

马欢，字宗道，籍属会稽（今浙江绍兴），出生于1380年前后，“回回人”出身。马欢常年从事军职，成长于“西域”文化体系中，其汉文书写水平相对同僚较薄弱，以致《瀛涯胜览》实际上是在自己口述后，由同僚协助抄写而成的。

如果不是这场盛大的航海行动，马欢很可能和绝大多数留守全国各地的回回人一样，要么从事“军职”，让一代代子孙相传承下去；要么待在四夷馆，帮朝廷翻译在当时具有广泛流传意义的波斯语；或者留在钦天监，从事天文观测，为朝廷提供可靠的星象分析。

抑或与个别“回回人”后裔一样，逐步淡化族群记忆。但郑和远航改变了他的一生，为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进一步交流起到重要促进作用。

马欢的三次出海

永乐十一年（1413年），郑和招募一批有穆斯林背景的随行人员，以此辅助舰队在航海沿线穆斯林国家的外交行动。经历三次出航之后，此次郑和奉诏筹备第四次远航行动。

马欢因“通番语”（包括波斯语与阿拉伯语）被举荐到郑和舰队之中，以通事的身份参与“通译”这项重要工作。在“郑和下西洋”的进程中，翻译官的作用相当大，尤其是通习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这两大语言系统。

在中世纪，波斯语是“跨域通用语言”，与今日英语的影响力可相媲美。在明朝，波斯语是法定四种外交语言“回回语”的核心，通过在“四夷馆”开设相关机构，以展开对其他国家的外交工作；

西洋沿途各国的情况有以下几种：一种是国君至国民主体是穆斯林，例如“满剌加”（马六甲苏丹国）、“榜葛剌”（孟加拉）、“忽鲁谟厮”（霍尔木兹）和“天方”（麦加）；一种情况是，国内穆斯林比例小、最高统治者也不是穆斯林，但穆斯林在内部扮演重要角色，例如“古里”。

作为“回回人”出身的职官，马欢成长于昔日“回回教门”繁盛的江浙地区，阿老丁等元代“回回长者”的遗留影响还留存不少。对于波斯语和阿拉伯语，马欢都熟练掌握。

在郑和七次出海过程中，马欢参与其中三次：第四次、第六次和第七次。在永乐年间的两次出海（第四、六次），马欢从中国东南沿海一直横跨到阿拉伯半岛边缘。

在爪哇（满者伯夷帝国），马欢指出在爪哇有三种居民：一种是信仰印度教、佛教和当地鬼神信仰的土著；一种是“回回人”，即穆斯林。但根据马欢在文后对“唐人”的描述来看。

这里的“回回人”应该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印度人和波斯人客商，而不是他自己的族群；另一种就是来自中国的“唐人”，即早期华裔。

这些华裔大多数是穆斯林：“一等唐人……多有从回回教门受戒持斋者。”他们大多数是商人，一部分人在马来群岛组建成小团体：

一方面以自身的宗教信仰赢取其他穆斯林客商的支持，扩充财力；

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文化记忆，协助明朝在东南亚的行动。

施进卿家族就是早期华裔的典型案例：施进卿一家籍贯中国南方，曾定居占城，后来迁居苏门答腊，是华人穆斯林。由于其在旧港的统治，他们家族被马欢记录进来，成为“旧港国”的重要词条。

路过爪哇和暹罗后，马欢抵达满剌加，即东南亚著名大国马六甲苏丹国。作为明朝在东南亚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和重要朝贡国，马六甲苏丹国一直很重视与中国合作，历代苏丹的更替也如实向明朝汇报。

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1344-1414）于1402年成为马六甲首任苏丹，三年后与明朝确认外交关系。

至马欢抵达马六甲，苏丹已是拜里米苏拉之子伊斯干达沙（Iskandar Shah，1370-1424）。伊斯干达继位的时候已正式皈依伊斯兰教，从而赢得本地居民支持。因此，马欢写道：“国王国人皆从回回教门。”